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5年5月30日和6月24日先后通过整饬军队案和政府改组决议案实盘配资网站，决定建立国民政府，设置军事委员会。
1926年6月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7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军事委员会的权力转移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1927年3月10日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将军事委员会置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
1928年11月10日，军事委员会停止办公，权力分别移交行政院军政部及国民政府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
1929年3月28日，国民政府成立陆海空军司令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国民党政府虽然设有军事委员会，实际上一直采用的是自黄埔军校建立起的总司令制，直到九一八变爆发后，蒋介石威信下降，再度改制军事委员会。
1932年3月6日，国民党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7日，蒋介石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军事委员会的主要军事机构：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设军务、交通、军政、军法、军衡（后升格）等司及军需、兵工、军医等署。
铨叙厅（原军衡司）：林蔚任厅长，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参谋本部：部长程潜，设一厅（作战）、二厅（情报）、三厅（总务及人事与教育）。
陆军大学与测绘总局
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设步、骑、炮、工、通讯、辎重各兵监，后增设装甲兵监。主管全国军队训练。
海军司令部：总司令陈绍宽，主管沿海和内河舰艇。
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谋长周志柔，主管空军训练和作战。
政治训练处：处长贺衷寒，主管对嫡系部队进行反共教育。对杂牌军除进行反共教育外，还对其上级军官进行监视，以防反侧，对下级军官进行分化瓦解，使杂牌军中央军化。
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主要为安置下台的杂牌军上将、中将、少将军官而设，不管军政具体事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机构曾经短暂的改组成大本营制，下辖六个部，又改为军事委员会）
军政部增设兵役署，负责征兵。
军令部是参谋本部的改称：部长徐永昌，办理作战指挥、军队调遣业务。
军训部是训练总监部的改称：部长白崇禧。
政治部是政治训练处的改称，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设组织、政训、宣传一、二、三厅和几个直属处，抗战初期一度取消反共业务，做了些有益于抗战的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和郭沫若、田汉等均退出政治部，又恢复由贺衷寒主持的政训处业务。
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设总务、军事、外事等处。
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前为鹿钟麟，后为何成浚，主管对违反军律军官审判事宜。
铨叙厅：厅长林蔚。
调查统计局：局长贺耀组，副局长戴笠、徐恩曾，抗战开始曾积极搜集日伪情报，对汉奸进行捕杀，1939年后就将工作重心转向在国统区迫害共产党员，在敌后进行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特务活动。
委员长侍从室：是1936年1月由委员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侍从高级参谋室在南京改组，这是决定国民党党、政、军大事设立的一个特殊机构。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副主任姚琮。抗战爆发增扩至三个室。
第一室主任贺耀组，下属第一组管警卫，第二组管军事文书承转，第三组管总务。
第二室主任陈布雷，下属第四组、第五组管政事文书承转，第六组管情报承转。
第三室主任陈果夫，主管党务及人事任免事宜。
第一室主任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实质上由副局长戴笠负责，贺耀组不得过问。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广州黄埔军校的全称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陆军拥有49个军、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旅骑兵旅、20个独立骑兵团，共约170万余人。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8月20日军事委员会先设立五大战区，后设立六大战区（后期新分战区不再统计）：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参谋总长：何应钦
副总长：白崇禧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负责平汉线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负责山西、察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负责上海、南京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负责广东沿海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山东和津浦南段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负责津浦北段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战阵营在1939年之前向日军投诚的将领不统计，如东北军的马占山（投日后又反正）、任援道、直系的齐燮元、西北军的张岚峰等等。
1939年至1945年抗战阵营中经统计高级将领投敌的有国军99名和八路军2名、新四军1名、东北抗联8名。
投敌将领中大多数是西北军、东北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军事主官。
其中，西北军将领有46名投敌，约占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东北军将领有11名，中央军将领在抗战中投敌的不算多主要是衡阳保卫战的方先觉率部投诚后又逃脱。另外，湘军的唐生明、军统的周镐、西北军的王天祥是奉命投敌。
西北军虽然在当时的军阀中属于英勇善战且纪律严明的部队，但由于冯玉祥自己善于见风使舵且不善于团结，其下属的很多将领也是如此，在不利的情况下多数会选择明哲保身。
另外，1939年至1945年，约有50万国军部队投靠日汪伪政府（约25万余人投降加入伪军正规军、约13万余人投降加入伪军地方军，约11万余人被俘后投敌）。具体投敌将领如下：
1939年
何行健（军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约50000人投敌
蔡雄飞（晋绥军），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丁默（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少将处长，南京投敌
王天木（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区长，被俘后投敌
叶蓬（中央军），武汉警备司令(中将) ， 在香港投汪精卫
刘郁芬（西北军），军事参议院参议(中将) ，在北平闲居数年后投敌
刘培绪（直系少将），淞沪会战后避居香港后投敌
杨揆一，军事参议院咨议(中将)，在香港投汪精卫
鲍文越（东北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将)， 西安事变避居上海后投敌
富双英（东北军），东北军军长，西安事变避居北平后投敌
陈大章（东北军），第二集团军骑兵总指挥，西安事变避居北平后投敌
1940年
潘毅（东北军），第八兵团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投敌情况不详
门致中（西北军），冀察战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中将)，投敌情况不详
唐生明（湘军），第九战区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奉命投敌
秦庆霖，第五战区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投敌情况不详
尹升日（东北军），空军机务总监，投敌情况不详
姜西园（粤军），渤海舰队司令，随陈济棠反蒋失败后避居香港投敌
魏济民，北洋军政部海军处长，随姜西园投敌
许继足，北洋海军部海政司司长，随姜西园投敌
周光祖，国民政府海军中将，率部投敌
郝鹏举，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总队长(少将) ，越狱投敌
1941年2月
李长江（地方武装），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部8个支队投敌
丁丛堂（地方武装），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李长江投敌
顾秀五（地方武装），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李长江投敌
陈才初（地方武装），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李长江投敌
秦庆霖（地方武装），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李长江投敌
范杰（地方武装），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李长江投敌
1941年4月
潘干丞（东北军），第八十九军副军长，率部投敌
刘相图（西北军），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率部投敌
杨仲华（地方武装），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部投敌
1941年5月
公秉藩（西北军），国民党第30师师长 率部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的部队约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
毕泽宇（西北军），国民党第69军军长 率部投敌
1941年11月
温大可（西北军），第69军教导师师长，后随毕泽宇投敌
刘耀庭（西北军），第七路军游击司令兼鲁西警备司令，中条山战役兵败撤职投靠张岚峰
1942年2月
赵瑞（晋绥军），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部在晋西投敌
杨诚（晋绥军），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
孙良诚（西北军），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 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投敌
王清（西北军），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赵云祥（西北军），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陈光然（西北军），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黄贞泰（西北军），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郭俊峰（西北军），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丁树本（西北军，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夏维礼 （西北军），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孙玉田（西北军），冀察战区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
徐继泰（地方武装），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部投敌
景顺阳（不详），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部投敌
刘月亭（西北军），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被俘投敌
1942年具体时间不详
王天祥（西北军），新编第八军暂编师师长，奉命投敌
1942年冬
陈恭澍（军统），军统局上海特二区区长 ，被捕后投敌
1943年1月
张步云（地方武装），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率部投敌
吴化文（西北军），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部于怀安投敌
于怀安（西北军），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部随吴化文投敌
宁春霖（东北军），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部随吴化文投敌
吕其赓 （不详），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部随吴化文投敌
项致庄（不详），军事委员会炮兵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装病到达上海后投敌
1943年2月
厉文礼（西北军），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被俘后投敌
韩子恒（东北军），第113师师长 ，被俘后投敌
吴漱泉（东北军），第351旅旅长，被俘后投敌
王劲哉（西北军），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也有说王劲哉被俘未投敌，根据1943年的《解放日报》有其投敌姓名）
赵天时（西北军），国民党第38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任兰圃（西北军），国民党第38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薛豪平（西北军），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潘胜富（西北军），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苏景华（西北军），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张海平（西北军），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苏振东（西北军），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李德兴（西北军），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3月
金亦吾（康泽系），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部投敌
1943年4月
孙殿英（西北军），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张良才（不详），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部投敌
1943年5月
庞炳勋（西北军），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 叛国投敌
赵星彩（西北军），第24集团军参谋长 ，随庞炳勋投敌
李震汾（西北军），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炳勋投敌
侯如墉（西北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炳勋投敌
于光辉（西北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炳勋投敌
杨志希（西北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炳勋投敌
杨汝贤(西北军)，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炳勋投敌
冯养田（西北军），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炳勋投敌
杨克友（西北军），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炳勋投敌
王瑞庆（西北军），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炳勋投敌
王廷英（西北军），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炳勋投敌
王瑞亭（西北军），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炳勋投敌
齐子修（西北军），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 ，被俘后投敌
邱吉胜（不详），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后投敌
1943年6月
荣子恒（东北军）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部投敌
1943年7月
陈孝强（西北军），预备第八师师长，在太行被俘后投敌
杜淑（不详），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司令，投敌情况不详
周镐（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潜伏站站长(少将) ，奉命投敌
1944年3月
张昌德（川军），第114师师长，率部投敌
1944年8月
方先觉（中央军），第十军军长(中将) ，在衡阳率部投敌
周庆祥（中央军），第3师师长(中将) ，在衡阳随方先觉投敌
容有略（中央军），第190师师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先觉投敌
葛先才（中央军），预备第10师师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先觉投敌
饶少伟（粤军），暂编第54师师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先觉投敌
孙鸣全（中央军），第十军参谋长(少将) ，在衡阳随方先觉投敌
1944年9月
贺凯宪（中央军），陈又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部投敌
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
赵保原（东北军），暂编第12师师长 率部投敌
八路军：
邢仁甫，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7月先投降国军，后在天津叛国投敌。
杨铮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7月随邢仁甫投敌。
新四军：
张经武，新四军七师皖江支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叛国投敌。
东北抗日联军：
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及所属先后有5个师长投敌或变节;
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可能是投敌后唯一没有职务的将领），及所属一师师长被俘后变节，第九军参谋长洪喜海叛变投敌
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
第一军参谋长安光勋;
第八军副军长滕松柏;
第十军副军长齐云禄;
第十一军参谋长白云峰;
另外，西北军的石友三并没有正式投敌，之前只是勾结日军积极反共，其在正式投敌前被部下高树勋诱捕活埋。
上述将领投敌更多是因为蒋介石故意限制和削弱非嫡系部队造成，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余部以及地方上的各类杂色武装调入鲁苏战区、冀察战区，让彼此掣肘，甚至故意把战火引向并肩作战的友军。
如，韩德勤处处排挤李明扬、李长江的武装， 导致李长江率部及多名高级将领投降敌。
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遭受日军扫荡的于学忠部见死不救，最终两人矛盾无法调解，沈鸿烈被调走，吴化文在失去靠山后投敌。
在于学忠部遭到日军和吴化文部攻击时蒋介石非但不派兵增援，在其损失惨重后，反而派嫡系李仙洲部接防山东，导致于学忠气愤之下不等李仙洲部队到达就向皖北转移，后导致各类地方武装无法保障生存，为求生存， 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刘桂堂先后率部投敌。（刘桂堂部原是靠皇协军发展起来，投靠国民党后又投敌，其不统计入国民党抗战将领中）
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调入晋察战区后，开展的游击战却仍采取正面战场那种集中作战的方式（可能国民党军事机构没有相应游击战经验），导致遭受在日军打击后伤亡惨重，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良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庞炳勋先后率部投敌。
抗战期间中国共有多少伪军？
根据抗战胜利后陈诚的整军报告，关内伪军正规军384600人，伪军地方武装398500人，加上伪满洲国军和保安队警察等约40万，这是抗战胜利时约118万伪军数据的由来，当时伪军主要构成如下：
伪满洲国军前期约6万，发展稳定至约15万，为抵抗苏联红军1945年增至约19.5万（作战能力低），主要由原东北军及土匪加上募兵抓壮丁组成。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直接受日军指挥的皇协军，华北占领区只是名义受汪伪所辖）13个集团军（相当于旅）约5.5万人，主要由原当地保安团加募兵组成，是当时最遭人恨且战斗力最强的伪军部队（不是抗日神剧那种军事作战能力低下的部队），另外还拥有很多军官学校。
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和平建国军约25万左右，主要是投降的国民党军及当地武装组成。包括直辖军、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吴化文的第三方面军、张岚峰的第四方面军、庞炳勋的第五方面军、孙殿英的第六方面军、赫鹏举的第八方面军及各地的绥靖军，外加少量的海空军，抗战胜利时剩余人数不详。
华南地区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日军扶植了广东省政府组建了约5万的治安军（广东省名义上受汪伪所辖）
西南边境地区在1939年后，日军在滇缅边境扶植地方势力，组建了约3万人的边防军
伪蒙自治军最多时约10万，抗战胜利时约1.6万人（伪蒙名义上受汪伪政府所辖，实际自治）
东亚皇协军约3000人
东亚同盟自治军约6000人
此外，加上伪政府各地武装的保安队、警备队等（其中，伪满洲国最多时约20万，冀东约10万）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消灭了约100万的伪军，其中毙伤约49万，俘虏约51万，考虑到毙伤中的击伤占多数且严格来说应该属于人次，不应完全被统计在物理消灭的范畴，加上日伪占区的实控地区远比名义占领区要小很多，所以预计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兵力约210万左右（最多240万实盘配资网站，其中伪军正规军预计80～100万），没有400万的伪军那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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